胡泳 | 新冠病毒危机与社交媒体的双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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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社交媒体时代发生的首个全球大流行
2002年11月至2003年7月之间，SARS暴发，在全球范围内感染8000多人，并致774人死亡。SARS是一种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并且在传播时会发生变异。
将近20年后，人类被新型冠状病毒卷入一场空前的传染病大流行。截止5月14日，全球确诊感染人数已逾430万，死亡人数近30万。
2019-2020年的COVID-19世界与2002-2003年的SARS世界迥然不同。
COVID-19不仅会带来严重的急性呼吸道综合症，而且潜伏期很长。这是政治上两极化、经济上不平等时代的流行病。公共卫生危机在关键轴上的不同影响（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以及公民与移民之间）可能会加剧已有的社会政治鸿沟，使基本社会政治凝聚力骤然紧张。
但很关键的不同在于，这也是全球互联时代第一场真正的流行病。
新冠肺炎或可称为全球首次大规模信息恐慌，它将冠状病毒的暴发与以前的病毒暴发区分开。2002年SARS期间，虽然我们拥有Excite和GeoCities之类的东西，但是却没有社交媒体（一年后Myspace出现了，但它从未成为新闻发布的中心）。大部分人是通过主流的传统媒体获取和传播有关疾病的信息，只有手机短信才构成至关重要的“非官方”补充。
到2020年，新的数字交流平台与2003年有天壤之别。
2003年SARS肆虐中国时，只有6％的人口可以使用互联网。17年后，这个数字增加了10倍：根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20年3月，互联网普及率达 64.5%。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31亿，占网民整体的 80.9%；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26亿，占手机网民的 81.0%。
今天，中国公民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2003年甚至都还没有出现的事物的影响：微信。这个于2011年启动的、几乎无所不包的应用程序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就是互联网本身。据腾讯2020年一季度财报，微信的月活用户已达12亿，发展成为集交流、资讯、娱乐、搜索、电子商务、办公协作和企业客户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化信息平台。
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现，2019年，超过一半（55％）的美国成年人经常或有时从社交媒体获得新闻，高于2018年的47％。大约十分之三（28％）的人说他们“经常”追新闻，而2018年则为20％。这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不读报，甚至也不收看晚间新闻。越来越多的人使用Facebook和Twitter来关注本地新闻、体育比赛乃至全球时事。
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担忧加剧，促使更多人转向社交媒体，将其作为家庭、朋友和同事之间的重要通道。用户还蜂拥进入数字视频点播和游戏平台以获取娱乐。随着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封锁，用于传播信息和开展交往的社交媒体基础设施正在达到前所未有的新规模。Instagram、TikTok、YouTube和Facebook的使用量不断攀升。
3月份来自Facebook的数据显示，在许多受病毒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中，讯息发送量比前一个月增加了50％以上。同样，在这些地方，Messenger和WhatsApp的语音和视频通话也增加了一倍以上。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应用如TikTok和Snapchat增长尤快，这是因为他们大都回到家里上网课，失去了师长白天的不断监督。
01
▶社交媒体改变疾病传播
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社交媒体时代发生的首个全球大流行。此前任何一场大流行都没有经过这样的传播阵势：死亡人数和细节通过24/7的滚动报告时时通达全球，30亿手机用户源源不断访问新闻，数以亿计的社交媒体来源构建了永不止歇的对话场。
根据分析平台Sprinklr的数据，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冠状病毒疫情已构成全球大流行的那一天），社交媒体上提及冠状病毒的次数超过1900万，而Twitter在4月初的报告中称，COVID-19相关的推文每45毫秒被共享一次。
然而，大流行期间的社交媒体是“福”也是“祸”。
新闻媒体、各类组织和公众都在使用社交媒体传播有关大流行的信息。疾控中心、世卫组织和其他卫生保健组织与Facebook、Google Scholar和Twitter合作，在众多平台上更新健康信息。
科学家和其他公共卫生专家有机会与公众进行更直接的互动或讨论新出现的情况，医院系统中的医师则利用自己的账号报告与COVID-19作战的第一手材料。根据一项1月1日至3月19日的社会倾听研究，围绕疾病的对话在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中增加了1000％，在消费者中增加了2500％。
在世界范围内，患者或疑似患者在医疗机构、家里或特定地点被隔离。社交媒体由此上述人群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可靠方法。此后，随着疫情的扩散，由于采取严格的物理疏导措施，人们非常依赖使用全球数字社交网络维持联系，以彼此互动和促进有关病毒的信息共享。
一段时间以来，COVID-19大流行已成为几乎所有公众讨论的焦点。在近期历史上，政治家、科学家、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专家从来没有如此集中地谈论同一个话题。由于大多数人都呆在家里和网上，人们彼此之间也进行了大量对话。
大家为了许多切身议题激辩：是尽快回到工作岗位，挽救经济；还是继续保持社交距离，遏制疫情？政府采取的措施得当吗？我们应该如何分配稀缺的医疗资源？在信息混杂、前景莫测的环境下，社会的信任何处安放？所有这一切，都是高风险的道德对话。
面对这种致命的病毒，人们渴望讲述个体的故事并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此严峻的事件很难在心理上进行处理，甚至就连人生都可能变得难以理解。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内容创作，成为表达自己的一种手段。
当一位首次披露该病毒的医生最后死于救治病人的前线时，其死亡引发了人们对与疫情抗争的无私勇气的讨论。成千上万的网友对他的记忆表示敬意。同时，社区突然变得如此重要。人们向挣扎中的医院、医护人员以及有可能死于这种疾病的个人捐款。而社区积极分子则通过社交媒体组建临时的志愿者网络来维护邻里。
最后，社交媒体也提供了一种集体悲伤和寻求认同的空间。
在微博和微信上，绝望和善良的故事比比皆是。我本人接到武汉女子敲锣救母的微博信息，这条微博最后被转发了4.3万次，评论8735条。除了充当被隔离者和无法接受治疗的患者的发声和发泄情绪的通道，社交平台还充满了人们从事捐赠、志愿服务和以意想不到的慷慨方式互相帮助的故事。
然而，在另一方面，冠状病毒的突然发作，也释放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所说的“错误信息大流行”（pandemic of misinformation）。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说他们看到过似乎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新闻和信息。
各种社交平台的普及意味着公众不再只是消极地消费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而且也在积极传播甚至是创造它们。
人们渴望获得信息，也渴望获得确定性，当平台上缺乏共识导向的信息时，当各种各样的力量都在公开竞争注意力时，社会上的认知混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数字时代，分析、评估和传达信息所需的时间无法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即时传播错误信息相抗衡，互联打败了深思。
同时，社交媒体还促进了一种有偏见的集体组织形式，类似于众包，可以迅速招募和集结许多人，然而如此采取的行动非常可能基于可疑的主张和信念。
久被诟病的回声室效应在疫情中也被不断放大：身处信息茧房中的人不仅面向事实制造了难以戳破的“气泡”，还会预设批评，以便在外界宣布其关于某个问题的立场之前就痛批该立场。例如，阴谋论很难去除的原因之一正是，外界为反对阴谋论所做所说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阴谋论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社交媒体已经构成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疫情固然令人难以忍受，但假如没有互联网，我们目前正在忍受的一切都会变得更糟。
社交媒体正变得愈加重要，令被迫居家的人们摆脱孤立，寻求帮助，协调捐赠，相互娱乐和交往。它变成了人类社会跳动的脉搏，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如何思考和应对危机；人类共同体的成员，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威胁，需要喃喃自语和互相通气。
02
▶大流行改变社交媒体
对社交媒体来说，或许最重要的是，正当社会开始质疑我们对它的依赖是好还是坏的时候，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反而开始加深用户对社交媒体的沉浸式体验。
受困于疫情，人们开始寻找新的连接方式，最主要的是通过视频聊天。似乎大家不想仅通过即时通信和文本互联，还希望看到彼此。转向更多的“面对面”互动，有可能成为日后的社交媒体行为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这样的需求已经极大地促进了一些过去一直相对默默无闻的应用程序，例如Google的视频聊天应用程序Duo，以及Houseparty，它允许一群朋友加入同一视频聊天并一起玩游戏。Zoom和Google Meet下载量的激增也说明同样的道理。由于这种较高水平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每天都会重复多次，因此视频通话下一步很有可能主流化。
直播也会大行其道。它可以成为一种增加社交账户关注度的工具，因为观众喜欢直播功能提供的互动性。社交媒体应用程序通过改进其功能，使实现直播更加轻松，从而响应了这一趋势。
当直播与电子商务相结合，大流行期间的带货风潮无疑为市场营销提供了新的渠道，从而也有助于支持经济的复苏。抖音、快手和淘宝上的实时销售，堪称又一次领先世界的商业和技术创新。在中国新冠肺炎流行高峰期，仅在2月份，淘宝网上的新增商家数环比增长了719％。4月，现年48岁的互联网名人罗永浩举行了首场直播卖货，吸引了5000万观众，在三个小时之内，他的收入就达到了惊人的1550万美元。
除了新的应用，大流行可能意味着科技巨头平台治理的一个拐点。
一度，社交网络拒不承认自己是媒介公司，用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的话来说，这些科技巨头坚决反对充当所谓“真理的仲裁者”，从而决定用户可以在网上说些什么。它们认为自己只是技术平台——没有传统新闻责任的中立平台。
然而，在假新闻和宣传的反复传播中，有关这些平台作为出版商的道德和法律责任问题已经不断升级。
例如，在2019年新西兰基督城大屠杀中，由于凶手在Facebook上进行了长达16分钟的网络直播，迫使许多平台对实时流视频从此提高要求，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俄罗斯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干涉社交媒体的丑闻，也促成平台公司就如何处理政治广告和部署事实核查展开重大改革。
科技巨头们都很清楚，如果在大流行中对遍地孳生的虚假信息与阴谋论放任不管，很有可能会重蹈扎克伯格因无能堵塞假新闻漏洞而被要求下台的覆辙。为此，平台一反旧日姿态，开始积极的治理行动。
例如，面对虚假信息，Facebook调动了自己的事实核查网络：如果该网络将某些信息评定为假时，平台会限制其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的传播，并向人们显示来自事实核查合作伙伴的准确信息。YouTube一直在调整政策，以防止最新的虚假信息在网上引起大量关注。该公司最近禁止了宣称5G是冠状病毒来源的虚假视频。
在重重压力之下，很多微小的变化正在社交媒体上发生。希望这些增量变化能够促使互联网在疫情危机结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变得更加美好。
当然，改善互联网，不仅仅是平台的事情，每一位社交媒体用户对此也负有自己切实的责任。
社会以信息和联系为基础，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通过多种设备立即访问信息和建立联系，只需要一次轻轻的点击而已。然而，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过程将取决于将正确的信息提供给需要它们的人。正是为此，每一位社交媒体使用者都应该明智地分享，小心地点击，不给网络喷子和钓鱼者喂食。
社交媒体不仅充当对话场，还可以改变社会对COVID-19疫情的感知和应对方式。
人们会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线索，如果看到他人发布恐慌购买的信息，他们就更有可能进行恐慌购买；而如果看到朋友都在进行社交隔离，那么自己也更有可能呆在家中。社交媒体无疑增加了我们的焦虑，但身处一场公共健康危机之中，感到紧张未必全然是坏事，只要焦虑能够促使我们做好准备和保持安全，并且不陷入全面恐慌。
所以，经历这场危机，我们一方面要推动社交媒体平台的改善，另一方面，作为用户，也需要实践更负责任的社交媒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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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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